不要再让改革逾越宪法了，这应该成为我们推动改革的底线。
姓名、性别、身高等，表面上容易分类的信息可以设想属于上述客观明确的信息，但是诸如工作履历、学历、健康信息等个人信息应当如何理解。{11}但是，仍需注意的是，作为劳动者个人信息得到保护的，并非劳动者隐私之全部那么，劳动者个人信息又该如何界定？对于劳动者个人信息之概念，最初定义为有关个人之全部信息，同时，上述信息足以直接或间接识别该个人为特定个人之信息。
与上述法律规制并行的，还有行政机关颁布的大量行政指导和行政性文件（通知、指引、指针、注意事项、注意要点等），这些对于劳动者隐私保护的具体规制也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本文围绕劳动者健康信息之隐私判例，具体加以论述。这些问题，留给法学研究者更大的空间去继续探索。但是，劳动者健康信息有关的隐私之现实，却存在深刻的制度性问题。ドイツ法に基づく比較法についての最近の研究として、倉田原志「労働者のプライバシーと使用者の質問権の限界—ドイツにおける判断枠組みを中心に」立命館法学2005年2•3号（300•301号)216-237页(2005)を参照。
还有意见认为，根据就业规则虽然可以肯定受诊命令本身，但是需要平衡就业规则的制约与劳动者基本自由之间的权重。除此而外，从更广泛意义上而言，旨在保护实施了公益通报之劳动者为目的的《公益通报者保护法》（2004年公布，2006年施行）也可以认为是与保护劳动者人格权相关的立法。然而，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的代表人物却只片面地强调西耶斯制宪权理论的某一个维度，而有意无意地掩盖甚至抹杀它的另两个特征。
陈端洪是施密特的信奉者，鼓吹卢梭式的民主决断之于宪政的积极意义，并主张运用制宪权理论，解决当代中国的宪政困境（参见陈端洪：《人民既不出场，也不缺席》，注[1]，陈端洪书）。Esclavage，écrits politiques de Emannuel-Joseph Sieyès, choix et présentation par Roberto Zapperi, Paris, éditions des Archives Contemporaines,1985, p.76. [46] See Erwan Sommerer, Sieyès. Le révolutionnaire et le conservateur, Paris: Michalon éditions,2011, pp.20-21. [47]同注[16]，第508页。[65]制宪权不能而且也无法规制国民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因为无论个人，抑或家庭，都不愿把其私人生活、个人幸福或家庭幸福变成公共事物。对于两种宪法观念的根本差异，保尔•巴斯蒂（Paul Bastid）有过精辟的概括，宪法是自然亦即社会现实的自发产物，人类的天才和个人的创议在其中毫无发挥余地？抑或相反，它是一种艺术的产物、一种意志的创造，体现了人类的聪明才智？概而言之，它出乎自然，还是人为的构建？[20]在18世纪，关于宪法是历史产物抑或理性建构的争论，还和旧制度法国是否存在宪法的问题密切相关。
因为要是人民的大会能够以便于行动的和有规则的方式建立的话，代表就毫无用处甚至是危险的了。三、如何制宪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保障人权是行使制宪权的预设，不能因为其决断内容的有限性，就遽然断言制宪权的规范性也存在于此。
[82]前者在逻辑上先于制宪权而存在，是制宪权必须依托的行使方式。换言之，自然状态已经具备了向社会状态过渡的基本要素，通过肯定各自的权利，通过彼此的相互承认，自然权利便具备了实定权利的特征……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联构成了社会秩序的灵魂。除了西耶斯，拉博•圣艾田（Rabaut Saint-Etinne）也是一个激进的反历史主义者，喊出了历史不是我们法令的口号。（2）抵制危险的激情，提出修宪议案。
[21]路易十四逝世以后，它就越来越多地成为贵族们批评王权、捍卫自身特权的工具。[32]所以，在理解西耶斯的国民制宪权理论时，我们绝不能忘记他和特权者进行辩论的历史语境。毋庸讳言，它是一种恶，但却是一种必要的恶。[30]由此可见，在历史之于自由的意义问题上，西耶斯的看法和孟德斯鸠针锋相对。
事实上，制宪权的有限性和规范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当区别对待。[77]温和的王政派穆尼耶（Mounier）也承认，人数不多而且公民素质和国民财富达到一定水准的国家适合实行直接民主制。
[84]西耶斯强调公意只存在于原始社会契约缔结的时刻，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只建立在所有成员都可以从社会获益的假说和信念上。既然宪法的宗旨是保护人权，明确宪制权的权限并规定相应的惩罚措施，那么制定宪法的权力也必然存有限度，因为其制宪的对象只能是国民的政治机构，而不可能是国民本身。
他表示，这两种权利是一切人权的基础和源头。[16] 由于第三等级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并构成人口的绝大多数，[17]西耶斯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法国摆脱战争状态，重建社会和平的唯一出路就是消灭特权，把特权者尤其是贵族驱逐出境。与此同时，他们指出，代议制蜕化为贵族制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为无论怎样严加防范，代表违反、背叛和践踏选民意志的情况总是无法彻底避免。[63]德•马尔贝格指出，西耶斯区分制宪权与宪制权，乃是在主权国家里，利用法律为公民创造和保护个人活动的领域，维护其人身自由，使之不受宪定的国家权力的侵害。殊不知，面对强权时，哲学的信仰和法律的逻辑毫无招架之力。法国大革命结束后，自然权利、人权、个人主义等概念遭到保守主义、威权自由主义、实证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学等政治派别与思想流派的共同否定，家庭、社会、民族、种族等集体概念却成为追捧的对象，并在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前70年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观念。
前者在第二阶段——社会状态里已然出现，但后者却是第三阶段的产物，属于政治状态的范畴。（一）代议制并非只是狭隘的选举政治 无论是实证主义法学家抑或施密特，他们都否认制宪权尤其是原始制宪权[70]的规范性。
[62]《第三等级是什么？》的论述也如出一辙。丹格拉斯的演说可见：Michel Troper, Termier la Révolution. La constitution de 1795, Paris, Fayard,2006, pp.277-305。
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中，西耶斯表达了第三等级要主宰法国政治命运的强烈诉求：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不言而喻，特权等级的原则和目的与国民格格不入，特权等级不仅构成了一个国中之国，还和普通等级水火不容，它们之间的敌对性肯定不亚于英国人对法国人在战时表现的敌对性。
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可分解成为谁来制宪、为何制宪以及如何制宪等三个问题，其答案分别体现为它的三个基本特征：制宪权的决断性来自其专属于国民的特性，它的有限性产生于其捍卫人权的正当性，它的规范性则取决于其行使对代议机构的依赖性。卢梭则不同，他认为人民不仅可以废止法律，还有权撕毁社会契约。[93]在西耶斯的协同体系里，保民院和政府分别代表人民的两种不同利益诉求，发挥提案工厂的作用，而一院制立法机关则扮演类似于最高法院的角色，仔细聆听、公正判断，并制定合乎理性、体现人民利益的法律。凯尔森否认自然权利、人权和制宪权的规范性，拒绝将之纳入法学考察的范畴。
[19] Antonio Negri, Le pouvoir constituant. Essai sur les alternatives de la modernité, traduit par étienne Balibar et F. Matheron, Paris, PUF,1992, p.283. [20] Paul Bastid, Lidée de constitution, Paris, Economica,1985, p.10. [21] See Olivier Beaud, La puissance de lEtat, Paris, PUF,1994, p.180. [22] See André Lemaire, Les lois fondamentales de la monarchie fran?aise, Paris, Albert Fontemoing,1907, pp.197-210. [2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5页。然而，第三共和国确立普选制的事实并不能彻底根除代议制的固有缺陷。
[69]米歇尔•托洛佩在谈论欧盟宪法和制宪权的关系时，仍在反对对制宪权作出自然法主义（jusnaturaliste）的解释。一、谁来制宪 卡尔•施密特把法国革命的制宪行动分解成了两个不同的过程：首先，法国人民将自己建构为制宪权主体……通过这一行动，他们实际上已经采取了另外一项行动，即：他们对存在的特殊类型和形式作出了决断。
套用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内格里的话来说，法国革命者的目标是要颁布一部劳动宪法。[56] 权力划分可以保护自由，权力集中则会导致专制，这是孟德斯鸠珍视的原则，也是法国革命者坚持的信条。
[34] William E. Scheuerman, Revolution and constitutions: Hannah Arendts Change to Carl Schmitt, in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Vol. X, No.1（January 1997）, p.143. [35][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第42页。西耶斯天真地以为，自己的宪法草案将最终得到落实。[42]参见注[38]，第7-12页这是因为：第一，国民意志并不自在自为地存在，它的形成必须依赖代议制的渠道。
[2]青年学者王建学通过分析人权与制宪权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了西耶斯制宪权理论的规范性，并主张宪法学研究应当有效地融人人权话语。基本法的概念尽管在1576年首次出现在高等法院的法官之手，但其约束王权的内涵在克洛维时代已经初具雏形。
而一切凌驾于普通法之上，靠渔利他人劳动成果的人，都是特权者。在这个意义上说，西耶斯并没有抛弃国民制宪的原则。
魏玛共和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面对纳粹主义时的不堪一击，恰恰说明僵化的法律规范主义是如何不得人心。[85]同注[16]，pp.462-463. [86]同注[62]，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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